简介：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新思潮的传播也促进了中国女性的进一步觉醒。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要达到女性真正解放的目的，就必须接受高等教育。1920年，民国大学校园首次举办了“男女同校”，在自由解放的旗帜下，老师和学生之间谈过恋爱。
《中国摄影学会画报》中有这样一篇文章，“新华艺术专业的教师和学生都热爱，已经成了习惯。很多人必须要一个一个的教师和一个女孩谈恋爱。”。虽然这篇报道只有一所学校，但是很多学校都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中国社会舆论对教师和学生恋爱的容忍度不高，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作为教师有着严格的道德操守，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与伦理关系有关，男教师和女学生往往界限很严，但民国时代，鲁迅、蔡元培、瞿秋瞿白、沈从文等名人的配偶都是学生。
奇信。
1924年5月7日，《晨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的签名是北京大学的女学生，文章的内容不是她亲手写的，而是她追求者给她写的“情书”。她为什么公开了像情书一样的私人信件呢。
女生的名字是韩权华，是北京大学公认的学校花，五四时期，情书是男生追求爱慕和异性的重要方式，但对于女青年来说，情书并不像只是表达爱慕那样简单有时会引起对社会自身道德清白的怀疑。更不用说，把这封情书写在韩权华的人是北京大学的老师杨栋林。杨楼林是韩权华的追求者之一，但妨害师道尊严，杨楼林的爱情攻势相对含蓄。
韩权华
1924年1月12日，杨栋林在《北京大学日报》上发表启事，替哥哥代办家庭教师，应征者络绎不绝。杨屋林把这个消息传给韩权华，希望招家庭教师来缩短两人之间的距离。这件事为什么被韩权华的同学知道呢？不久，在北方大便，传来韩权华和杨栋林两人之间的丑闻，好事之徒在厕所贴上了广告。北京大学的学生裴・文将这件事作为报告文学《厕所内的结婚问题》投稿给了东方日报的副刊。文章出版后，在北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之间引起了骚动和话题。
杨栋林作为北京大学的老师，面对外界的传闻，他的心不仅怦怦地跳，也没有正中的心情。于是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在4月27日给韩权华写信。通过这封信，韩权华一口气将信的全文投稿到了《晨报副刊》。
晨报副刊影印版
杨栋林在信上写了什么内容。他的信的内容表面上是为了澄清谣言，但实际上是一种探索韩权华真相的态度。给东方日报副报投稿的韩权华先生写道：“对于陌生人的来信，我一直都无视。我无视了这两件事，有点奇怪。”。△以上两个是杨栋林在韩权华写的长信和英文情诗。据该报报道，韩权华确实收到了杨先生聘请家庭教师的消息，但“没有和陌生人写信。之后，杨栋林在韩权华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韩权华出生于天津八口之首的“天成号韩家”，姐夫是清华校长梅一顿361552；琦，是一个从小便到天撒娇的女人，对一个净身爱惜自己羽毛的女人，面对一个妇人的丈夫北京大学教授写的长信，她的心情愤怒而又气愤。
真正惹怒韩权华的是面对杨楼林在信中所说的传言的“解决办法”。“首先，我要用我俩的名字，请校长调查一下。第二，用我俩的名字，向东方时报询问了原稿是从哪里来的。第三，无视，不正式声明，请调查一下为什么发生的。”
这封信看起来像是在考虑韩权华，实际上也有人担心杨栋林在北京大学的前途。在信中，杨栋林多次说“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对于韩权华来说，一定是把两个人强行绑在了一起。杨栋林的信结束后，附上了《晨报副刊》的报纸。也就是说，这一期刊登了“厕所内的结婚问题”。
韩权华在文章中说，她家不看这张报纸，读了之后才知道是在文中写的。很多话都涂满了，我找同一家报纸比较了一下，发现有“他家有妻子，生了孩子”“做了正妻，做了阿姨”“卖淫妇是好的”等话。韩权华看到这篇文章，愤怒地笑着说：“像他们的孩子一样瞎笑，生气是他们太没常识了。”。韩权华在文章中表示，正人君子不相信这些谣言，但他想在信中辩解道：“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无论有没有辩解的价值，都没有必要和陌生人共同辩解。”。
韩权华在信中声明：“我一辈子没有不能告诉别人的信，也没有不能告诉父母的信。”。“我没想到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会对本校的女学生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原以为这些都是土匪，但因为和权华个人有关系，造成了中国共同教育的巨大障碍。我的北京大学的女学生，我的北京大学的全校都很不幸。”。
本来杨栋林和韩权华的一些传闻只不过是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流传的。韩权华的文章出版后，整个社会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特别是文化界的名人，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报纸上展开了论战。这不得不提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五四以后，有识之士鼓励社交公开，男女同校的现象日益增加，表面上青年学生获得了更自由交往的空间，但实际上，无论是正在社交的青年男女，还是他们的社会，都离不开“老”的眼光。
民国时代的女学生
这件事经过北京和上海媒体的持续关注，情况逐渐失控。被风浪压顶的杨栋林急忙写下了辩解文，但毫无用处。北京大学的学生开始了激烈的“驱赶杨”运动，有的人张皇榜，提出了缴款书。杨教授的行为是“教授式”的强盗行为，也有人认为这是威胁渔猎女学生的手段。终于在舆论中，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给杨栋林写信，要求他自己辞职，剩下的他执教的学校也纷纷要求他辞职。5月10日，杨栋林在《北京大学日报》上发表了辞职通知，无奈离去。
一篇启示。
1930年秋，徐悲鸿为得意弟子孙多慈画了草图。画中孙多慈齐耳的短发，像圆月一样淡然的表情，画中的她是那个时代女学生特有的青涩稚嫩。徐悲鸿在画的右下角写字。“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稀。一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
孙多慈自画像
1930年9月，35岁的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学部执教。有一天，他的画室里来了几个旁听生，旁听生的绘画水平是鹅卵石杂交，其中才华横溢的女学生很快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她是孙多慈。
孙多慈出生于书香门第，孙多慈的祖父孙家鼎是咸丰状元，光绪年间历任工、礼、吏、户四部尚书，官至一品。孙多慈的本名是孙韵君，她的父亲孙传璋饱览诗书，是大学教授、教务长。由于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端庄清秀艺术气质的她，很快就吸引了老师徐悲鸿的注意。
1931年的一天，徐悲鸿邀请朋友盛成和宜黄大师参观了自己的画室。盛成和宜黄大师在中央大学门口偶然遇到徐悲鸿的妻子蒋碧薇。盛成想起徐悲鸿对自己说的话，他和蒋碧薇和孙多慈感情上有隔阂，所以想绕过蒋碧薇。但是，蒋碧薇在眼前看着两个人，亲切地来向他们打招呼。宜黄大师不懂内情，老老实实回答来由，还邀请蒋碧薇参观了徐悲鸿的画室。蒋碧薇迟疑地点点头答应了。
徐悲鸿作品
一行人来到中央大学，徐悲鸿看到蒋碧薇同行，虽然嘴上什么也没说，但表情变得不自然了。当蒋碧薇进入艺术专业速写组画室时，孙多慈一眼就认出了她。蒋碧薇出身名门望族，举手举足高贵优雅。由于女性特有的敏感，蒋碧薇也认识到了站在教室旁边的孙多慈。走进徐悲鸿的画室，蒋碧薇一眼就看到了丈夫孙多慈的画作和《台城夜月》。
徐悲鸿与妻子蒋碧薇
蒋碧薇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她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说他爱孙韵君的才能，想成为有用的人才，但在我看来，他们之间决不是纯粹的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因为徐先生的行动越来越不正常。我抱着苦果眼泪旁观，觉得自己控制不住感情的泛滥。”。
1931年7月，孙多慈以第一名正式进入中央大学艺术学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孙多慈觉得两个人的感情日益深厚，徐悲鸿把她当成自己的事，首先推荐孙多慈在中华书局印刷画。为了鼓励孙多慈的创作，徐悲鸿拿出了2500元的私房钱，委托友人舒新城匿名购买孙多慈的作品。
1930年孙多慈是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部（右二）
孙多慈大学毕业后，没有和徐悲鸿在一起，只能互相送礼，寄托爱情。1935年冬天，徐悲鸿图《燕燕于飞图》赠孙多慈。画面是一个时代的仕女，愁眉苦脸，仰望飞翔的燕子，上题：“乙亥冬，写燕子飞，安慰心。”表达了对孙多慈的深厚感情。第二年，孙多慈给徐悲鸿送了红豆，表达了相思之情。
徐悲鸿
1936年春夏，孙多慈一家住在安庆，但她的父母坚决反对女儿与徐悲鸿交往，亲戚也不赞成。每次，孙多慈去表妹陆汉民家时，其父母说服孙多慈迷了路回去，孙多慈只是默默地听着，不表态，表情忧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孙多慈家族逃往长沙，偶然遇到徐悲鸿。徐悲鸿通过朋友关系，将孙多慈一家搬到桂林，为孙多慈在广西省政府工作。然后回重庆的中大课。1938年7月，孙多慈担任广西省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风景静物讲师。1938年暑假徐悲鸿又回到桂林，和孙多慈爱去漓江写生，这段时间是他们最快乐的日子，创作了很多作品。
孙多慈
1938年7月间，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行了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徐悲鸿启事：我和蒋碧薇长期脱离同居关系。他在社会上的一切事业，都由个人负责，特声明。
他们的朋友沈宜甲拿着这份报纸去见孙多慈的父亲，极力促进孙多慈和徐悲鸿的结婚，孙老坚决反对，带着家人离开桂林，搬到了浙江丽水。一向软弱内向的孙多慈，在这个关键时刻终于屈服于父亲。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孙多慈终于妥协于世俗，在朋友的介绍下，与当时浙江教育厅长官许绍棣相识，成为夫妻，遗忘在徐悲鸿和江湖。
一束情诗。
1919年，出生于四川酉阳龙潭镇的王剑虹18岁，这一年正好爆发了五四运动，她的性格温和、机敏、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在校长和教师参加的辩论会上，她公开反击校长的言论，口垂河，言辞尖锐透彻受到了在场学生雷鸣般的掌声。鼓掌的人中，还有后来知名的女作家丁玲。之后，两人成为了好朋友，1922年，丁玲在王剑虹的动员下和她一起去上海的平民女子学校上学。
丁玲和王剑虹（丁左王右）
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成立后，王剑虹动员丁玲来到上海来学校，当时丁玲和母亲寄居在叔父家过着人篱笆下的生活，丁玲当时对人生之路该怎么走感到很彷徨和困惑干脆和王剑虹一起去上海学习了。如果没有王剑虹，以后的女作家丁玲也许就不在了。
女校的课不太系统，有时也会去纺织厂演讲，劝工人坚持罢工。就这样跑了一段时间，王剑虹和丁玲觉得浪费了一些时间，1922年下半年，两个人去了南京。在南京，两个人认识了新朋友。这个新朋友，日后成为了两个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丁玲对于这位陌生的朋友“这个朋友很瘦，戴着散光眼镜，说南方的官话，见面的时候没怎么说，但是很机敏，一说到一两句俏皮话，就会不声不响地夸大几句话，用不惊人的眼睛静静地飘来，我和剑虹认为他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个人是瞿秋白同志”。
纳德希科
纳德希科当时去南京是出席共青团的“二大”，几个年轻人可以一起说话，纳德希科经常说苏联的话给两个人听。之后，娜迪西科得知两人在南京闲逛，鼓励两人去上海大学。那时，娜迪西科在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部主任，王剑虹和丁玲回到上海，就读于上海大学文学部。就这样，王剑虹和丁玲成了娜迪西科的学生。
年轻的瞿麦的秋天的白是高雅，有才能。很快，王剑虹和丁玲两人就对才华横溢的老师产生了特别的感情。特别是王剑虹，和小时候母亲去世，性格安静敏感，17岁失去母亲的nadeshiko的经验一样。其实娜迪西科的秋白对王剑虹也很欣赏，但两人在感情上偏偏都是内向的性格。
影响，影响
有一天，施存统夫妻招待了娜迪西科的秋白、王剑虹、丁玲到宋教仁公园。两个人之间的黑暗感情有点变了气氛，娜迪西科的秋白远远地看了王剑虹，找了个借口回避了，从另一条小路走了过去。丁玲的个性很像男孩子，根本不在意娜迪西科为什么先从小路走了。第二天，nadeshiko没有去她们的住处，第三天丁玲在施存统家遇到了nadeshiko，发现了nadeshiko的表情很不自然，又急忙地失礼了。
此时，丁玲心中有几个疑问。施存统问丁玲“你觉得秋白有点奇怪吗？”。丁玲摇了摇头。他又说：“我问过他，他确实说坠入了恋爱中。问他爱谁，他怎么也不说，只是说你猜。”回到家，丁玲把在施存统家听到的、看到的都告诉了王剑虹，王剑虹和瞿秋白一样陷入了沉默。2天后，王剑虹对丁玲说想回四川老家。丁玲坚持对王剑虹说清楚，王剑虹只是笑了。“一个人的思想总是有变化的，请原谅。”这样说着，王剑虹挥着丁玲的手离开了。丁玲烦恼的时候，她听到鞋子的声音从屋外的楼梯传来。她知道那是纳粹的脚步声。这个脚步声比平时慢，有点犹豫。
丁玲
这时的瞿麦撞上了丁玲的枪口，丁玲烦恼着，烦躁着，瞿麦马上成为了丁玲发泄愤怒的对象。丁玲突然站起来，打开门说：“我们不学俄语，去吧！去吧！不要再来了！”这样喊道。呆住了的娜迪西科没等反应，丁玲马上关上了门。门外的瞿麦目瞪口呆，过了一会儿，门外沉重的鞋子的脚步声又远了。
娜迪西科走后，丁玲无聊地躺在床上等王剑虹回来，偶然把被子翻了个身，丁玲大吃一惊。被子底下放着一封布纹的信，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一首短诗。此时的丁玲终于醒悟了！王剑虹之所以忧郁，是因为喜欢上了她们共同的老师娜迪西科。
丁玲知道王剑虹的敏感和对感情的保守，所以决定帮助王剑虹。吃过晚饭后，丁玲默默地谎称要去王剑虹施存统家，其实是拿着王剑虹的诗去了娜迪西科的住所。丁玲慎重地将王剑虹的诗交给了娜迪西科。他拉下去看诗，读了很长时间，又走了过来，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是剑虹写的。”听说了。丁玲回答：“自然是剑虹。你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人。你去了，去了我们的宿舍，她在那里。我留在你这里，过了两个小时就回去。你们是一对最好的妻子，我希望你们幸福。”丁玲回来的时候，桌子上满是信，两个人用文字表达了各自的热烈感情。夜深了，娜迪西子离开的时候，丁玲从墙上拍了王剑虹的全身照片给了他。
王剑虹主编的妇女杂志《女人的声音》
坠入爱河的娜迪西科和王剑虹于次年1月结婚。新婚不久，NADESIKO去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NADESIKO几乎每天都会给在上海的新婚妻子送去用五颜六色的布纹纸写的信，有时信里也会夹着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娜迪西科每天都写诗，王剑虹也每天写诗。他们还一起读了中国历代名家的诗，一起说了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李商隐、李后主、陆游、王渔洋、郑板桥。。。。。。有时瞿秋白教王剑虹吹奏鸣曲唱昆曲。
好景不长，王剑虹结婚后感染了严重的肺病。当时娜德西科担任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后兼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南北奔走，非常忙。1924年7月，王剑虹在上海治疗无效，死于瞿秋白怀中。娜迪西科悲伤地将爱妻的棺材送到了四川会馆。
王剑虹病死的时候，正好召开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NADESIKO不得不整理悲伤，南下广州。丁玲此时也匆匆赶到了四川会馆，没有看到娜迪西科的秋白，只留下娜迪西科的秋白丝包着的王剑虹的照片，上面写着：你的灵魂，我的心。
一杯甜酒
张兆和出生于安徽合肥的名门贵族，祖父张树声是著名的淮军将领，历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的代理。父亲张武龄是民初教育家，创设苏州乐益女中，合肥有良田时，年收入10万人。张武龄为了孩子的教育，举家搬到上海，定居在苏州，成为苏州城的名望族。张武龄有四个女儿，分别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出身名门，才华横溢，聪明，知书达理，精通昆曲。
张家四姐妹（后排右一为张兆和）
四姐妹分别是昆曲名伶顾传张家四朵金花都是大师的女儿，绝世的名媛。文学家叶圣陶先生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无论谁和她们结婚都会一生幸福。”。
张兆和1928年在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她的皮肤乌黑，活泼开朗，不仅作业好，还是一名运动健将，是中国公学响遍的校花，雅号“黑凤”。在这所学校里，18岁的张兆和遇到了26岁的沈从文，对沈从文一见钟情，被人追赶。
年轻的沈从文和张兆和
当时，沈从文在朋友徐志摩的介绍下被胡适任为中国的公学讲师，沈从文只有小学的学历，湘西口音的“乡下人”，第一堂课很紧张，站在讲台上十多分钟一言不发，然后十分钟内背诵了教学内容。最后只能在黑板上写上“第一次上课，遇到了那么多人，好害怕”。
这是沈从文在张兆和留下的第一印象。沈从文虽然喜欢张兆和，但因为不好意思开口，只好给张兆和写了情书。面对沈从文的情书，张兆和一概不回去。张兆和身后有很多追随者，每天收到很多情书，张兆和也不回来，只能把他们编成“青蛙1号”、“青蛙2号”、“青蛙3号”，戏弄第二个姐姐张允和沈从文排在“蛤蟆13号”上。
沈从文苦苦追求，张兆沉默沉默。有传言说不考虑沈从文茶饭，晚上睡不着，为了张兆和自杀。张兆和把沈从文的情书堆积如山，要去寻找校长胡适。张兆和说，老师不应该那样做，胡适夸奖沈从文是天才，说：“他很固执地爱着你。”。张兆和坚定地回答说：“我不爱他。”。
胡适
胡适的说服没有效果，沈从文的情书一封又一封，但总是没有回信。1930年9月，爱情受挫的沈从文离开上海，执教于武汉大学。1931年9月又转入青岛大学执教。
1932年7月底，已经忍无可忍的沈从文打出张兆和的招牌，利用暑假来苏州探望中国公学毕业的张兆和。沈从文来到张家，没有见到张兆和的父母，却受到了在中国公学学习的姐姐张允和的热情接待。她早就知道张兆和沈从文了，想催她结婚。张兆和也被沈从文的情书打动，开始同情，变成了爱。
沈从文准备好了，他接到好友巴金的安排，卖书版权，给张兆和带来大礼物，都是英译精装本俄罗斯小说，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口鸟。张兆和觉得礼物很贵重，只收到了“父子”和“猎人日记”。
1938年，沈从文在云南
沈从文又请第二个姐姐张允和听父亲的意见，说：“父亲同意的话，请尽快通知我，让我乡间的人喝甜酒吧。”。张武龄自古以来就很清晰，一直主张孩子的自由恋爱，他说：“孩子结婚，他们自己处理，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很高兴地承认了沈从文。于是张允和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只有一个“允”字，张兆和担心看不懂沈从文，又发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甜酒吧。”至此，沈从文四年来的爱情马拉松终于到达了终点。1933年9月9日，张兆和和沈从文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亭举行了婚礼。
老年沈从文和张兆和
请注意
凤凰大视野
“赏花度日-民国的老师和学生怀念过去”
编辑：秀妮、晓静
